西柏坡位于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中部，總面積為16440平方米，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所在地，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此指揮了震驚中外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和全國土地工作會議，解放全中國，故有“新中國從這里走來”、“中國命運定于此村”的盛譽，同時也是“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

解放戰爭的決策與指揮中心

    1947年5月3日，中央工委選擇了地理位置好、群眾基礎牢的西柏坡作為中央工委所在地。1948年5月，黨中央到達西柏坡與中央工委合署辦公，西柏坡成為解放戰爭的決策與指揮中心。1948年秋，東北戰場上敵強我弱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此時國民黨軍總兵力為365萬人，用于一線作戰的兵力僅174萬人，且分散在五個戰場上。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從戰爭開始時的120余萬人發展到280萬人，武器裝備逐步改善，戰斗經驗日漸豐富，已具備成熟的作戰能力。黨中央和毛主席在全面正確的分析了戰爭局勢后，決定把握有利時機，對國民黨實施大殲滅戰。

    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役在北寧路打響。在一個多月激戰下，11月2日，東北野戰軍占領沈陽、營口，遼沈戰役至此勝利結束，東北全境和平解放。在遼沈戰役中，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精銳部隊47.2萬余人，人民解放軍的兵力首次在數量上超越了國民黨軍隊，東北野戰軍也成為了全國戰局中一支強大的戰略預備隊。

    1948年9月下旬，為殲滅距離徐州較遠的黃百韜第7兵團、李延年第9綏靖區，以便順利奪取徐州，黨中央決定乘勝追擊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海州的國民黨軍，稱為淮海戰役。淮海戰役從1948年11月6日起至1949年1月10日止，歷時66天，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統一指揮作戰，戰役劃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1月6日，華東野戰軍對杜聿明部的發起總攻，經過四天激戰，于10日全殲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約20萬人，生俘杜聿明，擊斃邱清泉，淮海戰役勝利結束。淮海戰役是解放戰爭戰略決戰三大戰役中起承前啟后作用的第二個大戰役，也是三大戰役中在戰場兵力上以少勝多的一次戰役。在此戰役中，人民解放軍經過66天緊張艱苦的戰斗，殲滅國民黨軍隊55.5萬人。這一勝利，使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基本上獲得解放，為解放軍渡江作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1948年11月，東北野戰軍即第2兵團進至河北省薊縣（今屬天津）地區待命，東北野戰軍主力位于沈陽、營口、錦州地區休整，隨著淮海戰役的順利發展，中共中央軍委判斷位于平津地區的蔣系部隊極有可能南撤，與此同時，傅系部隊則必將西逃。為阻止蔣介石的撤退計劃，中共中央軍委提前調東北野戰軍主力入關，計劃同華北軍區部隊協力殲滅傅作義集團。平津戰役由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和華北野戰軍聶榮臻指揮作戰，戰役劃分為三個階段，11月29日至12月20日為第一階段，是對傅集團進行戰略圍剿。首先，華北軍區第3兵團首先向張家口外圍國民黨軍發起攻擊，至12月2日，對張家口形成包圍態勢。為了防止華北國民黨軍隊從海上逃跑，人民解放軍遵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對張家口、新保安之敵采取“不戰而圍”，對平津、塘沽之敵采取“隔而不圍”的戰術，通過切斷敵人之間的聯系，對敵人實施各個殲滅。至12月20日，傅集團被分割包圍在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個地區，其南逃和西逃的所有路線均被切斷。12月21日至次年1月17日為第二階段，21日，華北軍區共9個旅發動新保安戰役，掃清外圍據點，22日攻克了新保安，全殲第35軍軍部。24日在張家口追剿逃敵5.4萬余人，收復張家口。1949年1月15日，攻占天津，殲滅國民黨守軍13萬人，17日，解放塘沽。1月18日至31日為第三階段，和平解放北平。天津解放后，北平傅系部隊25萬守軍陷入絕境。為保護這座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爭取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北平。從1948年12月起，傅作義派代表到人民解放軍前線指揮部進行了三次正式談判，最終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條件。1949年1月21日，雙方簽訂《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31日，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平津戰役歷時64天，共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隊52萬余人，使華北、東北兩大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

    三大戰役的戰爭規模和戰果，是舉世罕見的。這三大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154萬余人，摧毀了國民黨軍隊的主要軍事力量，為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兩個務必”的確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出席全會的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會議集中討論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在新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實行戰略轉移，即從鄉村轉到城市的問題。會議決定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當時中國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全黨，要警惕資本主義“糖衣炮彈”的攻擊，防止出現驕傲自滿、貪圖享樂的情緒，他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其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是在中國革命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描繪了新中國的建設藍圖，對迎接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以及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新民主主義最后的驛站：“進京趕考”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踏上了赴京建國之路，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新征程。

    臨行前，毛澤東說道：“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進京”意味著執政，“趕考”是要接受考驗，其中有著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未來深刻的思考，以及在戰爭年代、在西柏坡時期對“考試”豐富而扎實的準備。“趕考”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執政形象的生動闡釋，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特有的精神品質，蘊含了濃厚的憂患意識、進取精神和為民情懷，“趕考”的征程從歷史走向未來，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時代接力。

    西柏坡作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一個驛站，不僅僅是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勝利的見證，更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記載的永恒。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時期鑄就的一座精神豐碑，更是新時代“趕考”的強大動力。